梁晓声：中国二代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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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文 | 梁晓声 著名作家）

“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！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！”这是狄更斯小说《双城记》的开篇语。那么，当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？作为一个民族的希望和未来的青年又拥有怎样的心灵？

“富二代”通常被认为是这样一些青年——家境富有，意愿实现起来非常容易，比如出国留学，比如买车购房，比如谈婚论嫁。他们的消费现象，往往也倾向于高档甚至奢侈。

而“二世祖”是南方民间对他们儿女的叫法。由于有了二世祖的存在，所谓的富二代的界定难免模糊。富二代和二世祖一样，他们往往也拥有名车。但他们的家庭资产分为有形和隐形两部分：有形的已很可观，隐形的究竟多少，他们大抵并不清楚，甚至连他们的父母也不清楚。

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对我说：“老师，人比人真是得死。我们这种学生，毕业后即使回省城谋生，房价也还是会让我们望洋兴叹。可我认识的另一类大学生，刚谈恋爱，双方父母就都出钱在北京给他们买下了三居室，而且各自一套。只要一结婚，就会给他们添辆好车。北京房价再高，人家也没有嫌高过”

如此这般的“富二代”，他们的人生词典中，通常没有“差钱”二字。他们的家长尤其是父亲们，要么是中等私企老板，要么是国企高管，要么是操实权握财柄的官员。倘是官员，其家庭的隐形财富有多少，他们确乎难以了解。他们往往一边享受着“不差钱”的人生，一边将眼瞥向“二世祖”们，对后者比自己还“不差钱”的生活方式、消费方式每不服气，故常在社会上弄出些与后者比赛“不差钱”的响动来。

当这批“富二代”具有优势甚至强势话语权后，是会站在一向依赖并倍觉亲密的利益集团一方，发挥本能的维护作用，还是会比较无私地超越那一利益集团，站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立场，发符合社会良知之声，就只有拭目以待了。

在世界上任何国家，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，几乎必然是该国中产阶层不可或缺的成分。少则占1/3，多则占一半。

然而近年来的房价飙升，使中产阶层生活状态大受威胁，心理也带有明显的挫败感。

仅以我语言大学的同事为例，有人为了资助儿子结婚买房，耗尽二三十年的积蓄不说，儿子也还需贷款一百余万，沦为“房奴”，所买却只不过八九十平方米面积的住房而已。

他们的儿女，皆是当下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。这些青年成家立业后，原本最有可能奋斗成为中产阶层人士，但现在看来，可能性大大降低了，愿景极为遥远了。

据我了解，这样一些青年，因为终究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，在精神方面一般还是比较乐观的。他们是格外重视精神享受的，也青睐时尚。他们中一些人极有可能一生清贫，但大抵不至于潦倒，更不至于沦为“草根”或弱势。成为物质生活方面的富人对于他们既已不易，他们便似乎都想做中国之精神贵族了。事实上，他们身上既有雅皮士的特征，也确乎同时具有精神贵族的特征。

一个国家是不可以没有一些精神贵族的。决然没有，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就不值一提了。即使在非洲部落，也有以享受他们的文化精品为快事的 “精神贵族”。

他们中有不少人将成为中国未来高品质文化的守望者。不是说这类守望者只能出在他们中间，而是说由他们之间产生更必然些，也会更多些。

出身于这个阶层的当下青年，尤其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，相当一部分内心是很凄凉悲苦的。因为他们的父母，最是一些“望子成龙”、“望女成凤”的父母。

他们与儿女的关系，很象是体育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，甚至是拳击教练与拳手的关系。在他们看来，社会正是一个大赛场，而这也基本是事实，起码是目前中国的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。所以他们时常心事重重、表情严肃地对儿女们说：“孩子，咱家过上好生活可全靠你了。”出身于城市平民人家的青年，从小到大，有几个没听过父母那样的话呢？

考上大学已须终日刻苦，考上名牌大学更是谈何容易！另外一些只考上普通大学的，就更不用说了。那点儿工资，月月给父母，自己花起来更是拮据。不月月给父母，不但良心上过不去，连面子上也过不去。家在本市的，只有免谈婚事，一年又一年地赖家而居。天天吃着父母的，别人不说“啃老”，实际上也等于“啃老”。家在外地的，当然不愿让父母了解到自己变成了“蜗居”的“蚁族”。

和农村贫困人家的儿女们一样，他们是中国不幸的孩子，苦孩子。

我希望中国以后少争办些动辄“大手笔”地耗费几千亿的“国际形象工程”，省下钱来，更多地花在苦孩子们身上——这才是正事！

他们中最易出现心理问题，倘缺乏关爱与集体温暖，便会每酿自杀自残的悲剧，或伤害他人的惨案。然他们总体上绝非危险一族，而是内心最郁闷、最迷惘的一族，是纠结最多、痛苦最多，苦苦挣扎且最觉寡助的一族。

比之于同情，他们更需要公平；比之于友善相待，他们更需要真诚的友谊。

他们中之坚卓毅忍者，或可成将来靠百折不挠的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世人偶像；或可成将来足以向社会贡献人文思想力的优秀人物。

家在农村的大学生，或已经参加工作的他们，倘若家乡居然较富，如南方那种绿水青山、环境美好且又交通方便的农村，则他们身处大都市所感受的迷惘，反而要比城市平民的青年少一些。这是因为，他们的农民父母其实对他们并无太高的要求。倘他们能在大都市里站稳脚跟，安家落户，父母自然高兴；倘他们自己觉得在大都市里难过活，要回到省城工作，父母照样高兴，照样认为他们并没有白上大学。即使他们回到了就近的县城谋到了一份工作，父母虽会感到有点儿遗憾，但不久那点儿遗憾就会过去的。

中国农民大多数是不求儿女回报什么什么父母，他们对于土地的指望和依赖甚至比儿女们还多一些。

故不少幸运地在较富裕的农村以及小镇小县城有家的、就读于大都市漂泊于大都市的学子和工作青年，心态比城市面上平民（或贫民）之家的学子、青年还要达观几分。在为他们的人生永远有一条退路—他们的家园。如果家庭和睦，家园的门便永远为他们敞开，家人永远欢迎他们回去。

同样命运的城市平民或贫的儿女，却断无一处“稚子就花拈峡蝶，人家依树系秋千”的家园可以回归。坐在那里的家门可以回归。坐在那里的家门口，回忆儿时“争骑一竿竹，偷折四邻花”之往事。故不论他们是就读学之子，就业青年或找工青年，精神上总有一种达观在支撑着。是的，那只不过是种达观，算不上乐观。但是，能够达观，也已很值得为他们高兴了。

不论一个当下青年是大学校园里的学子、大都市里的临时就业者或季节性打工者，若他们的家不但在农村，则他们的心境比之于以上一类青年，肯定截然相反。

他们连省城和县里也难以回去，因为省城也罢，县城也罢，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根本不会有他们的份儿。

所以，当他们用“不放弃！绝不放弃”之类的话语表达留在大都市的决心时，大都市应该予以理解，全社会也应该予以理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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